2024，消失的年会

文 |徐晴

编辑|易方兴

运营|圈圈

缩水与消失

《年会不能停》还在热映，许多人却发现，自己公司的年会已经停了。

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。一家新势力车企的员工说，本来部门年会计划去湖州莫干山的民宿，过一个美丽愉快的周末，最后改成了占用工作日，吃顿普通晚饭；一家做陌生人社交的厂，放出了去环球影城团建的消息，有员工临时开了个会，接到了年会当天要加班的通知，她在心里哀鸣：巫师袍穿不上了。

而提起年，一位金融行业从业者流露出迷茫：还有公司办这东西吗？因为营收下滑，他的公司有两年没办年会了。机构集体降薪在前，他觉得不办年会也是对的，毕竟，现在最重要的是“低调”。

像这样，当下的趋势是，年会缩水成团建，团建缩水成轰趴，轰趴缩水成吃一顿饭。在北京干了8年的绿蚁团建创始人李阳开玩笑似地问：“你知道今年最多的公司年会需求是什么样吗——晚上下班一起吃个饭。”

他跟企业的行政人员或是老板的对话往往是这样的：需要场地布置吗？不需要。需要舞台吗？不需要。需要节目流程吗？不需要。李阳恍然大悟：“就吃个饭，那你不用找我，自己找饭店吃去就行，找我我给你能干啥？我顶多给你推荐几个饭店。”

还有“把年会整成述职的”——什么都不需要准备，订个蛋糕鲜花、调试好屏幕，方便现场放PPT就行。

这个月，落到他手里的只有些零散的小单子，或是一些“奇葩”需求。一家公司老板提出，定制一个预算1万、150人的团建，平均下来人均不到100块，还要“带着教练、道具，做高级运动会”。李阳不可置信地问：“多少？1万？那你别想了。”

还有一家要控制在人均300块的成本，需要吃3顿饭，到景区做游戏，有专业教练带着玩，还要在外面住一晚。“光大巴车来回就得人均50块了，好一点的宾馆一个人至少也得两百多，这需求我们可接不了。”

把定金交了，最后放鸽子的也常见。一个老客户找到李阳，本来规划好了，开会加吃饭玩一天一夜，地方和人手安排好了，老板突然说要节省成本，“自己弄，不找团建公司”，一句话，单子就黄了。

而在社交平台上，对年会的讨论还形成了几乎一致的观点——公司没有钱就别办年会了。

人们分享自己的年会遭遇：在这里，有最抠门的老板——吃饭AA，领导喝的酒也要员工们平摊费用；奖品是4块钱的体彩，0.5天带薪休假，或者员工们自己带，互相抽。最别出心裁的一家公司，特等奖是“三千万”：千万快乐，千万健康，千万幸福，写在一张窄窄巴巴的纸条上。

也有最寒酸的会场——500块的置景经费，只能买来一大堆气球；桌椅都快生锈的会议室，几盘仿佛发霉了的瓜子和橘子孤零零地摆着，被网友锐评，“小学元旦晚会”。有的年会晚饭是让员工在家做好了带过去的，一人一个菜，不许重样，凉拌西红柿和拍黄瓜第一次享受到这样尊贵的待遇，名额被所有人哄抢。

年会缩水已经算是好的情况，有些公司没有钱办年会，要员工倒贴钱去办。

00后小圆就是“倒贴”办年会的典型受害者。她在一家新能源企业工作，今年，公司总体的年会取消了，但部门还要办小年会，没有预算，她作为小组长倒贴了300块，经理倒贴800块。

于是，一个周末，在一个小饭店，主管定了个18人的桌，来了26个人，大椅子全换成小板凳，才勉强坐下。共同举杯时，屁股挤着屁股，手肘碰着手肘，有人站起来被挤得没稳住，差点摔倒。吃完饭回家，小圆想，得跳槽了，这么寒酸的年会，她是再也不想参加了。

黄金时代

大厂们一度是操办年会的主力军。

高调的年会，曾象征着资本和营收的狂欢。那是2017年，拼多多还没上市，消费升级还是主流，当年9月，大约4万名阿里员工从全球21个国家、地区出发，搭乘一百多班航班、32班高铁、1700次大巴，赶到杭州，参加阿里18岁“成人礼”。为了迎接他们，阿里订下了一百多家酒店，平均每天需要七千多间房间，而整个年会仪式消耗了6.7万件T恤文化衫，超过12万瓶矿泉水。有人说，这是当时杭州和互联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。

如今，一切都今非昔比，年会也成遥远往事。这几天，一位刚入职阿里的新人，竟在社交平台上真诚地发问：元旦已经过去了，春节也马上来了，阿里没有任何年会活动吗？

而除了阿里，腾讯、百度、美团等等大厂也是一样。往年热烈讨论的年会话题，在网络上没了踪迹。

一些人开始怀念那个时代。

“简直让人咋舌。”参加过2017年年会的前阿里高管林乐说。整个黄龙体育中心被包下，现场热闹、澎湃。林乐形容：“《年会不要停》电影里那个年会的规模，你把它放大10倍差不多。”除了明星表演节目，马云还上台发表压轴演讲，就是在那个舞台上，他第一次提出，“再过19年，我们希望能够建设全世界第5大经济体。”

在年会规模上，是阿里自己刷新了自己的纪录。两年后，阿里20周年年会在杭州为亚运会建的大莲花场馆里举办，8万个座位座无虚席，足球场上都坐满了人，大家穿着统一定制的文化衫，在绽开的烟花、轰鸣的礼炮声下，每个业务组成一个方阵，从场馆中心走过。大家“各显神通”，飞猪打造了一只巨大的氢气球猪，浮在队伍上，饿了么甚至做了一个巨大的变形金刚、汽车人，引起了全场的沸腾。

林乐听说，文化衫用料好，一件成本50块钱，光这一项支出就达到了几百万，更不用说公司报销的路费、餐费、住宿费。考虑到当地不一定有这么强的接待能力，公司在内网上发动本地员工接待外地来的阿里人。

年会从下午办到晚上，那一天，佩带着由102颗全彩LED灯组成的手环的阿里人们，把手环摇动了1191多万次。从场馆里走出来，钱江新城所有建筑的外立面都被阿里包下来了，展示每个业务、子公司的logo，巨大的“阿里20周年”字样悬在杭州的夜空中，林乐说，“那一次真的是让你觉得阿里巴巴是全世界的number one”。

他用“盛世”来形容当时的情景，“真的是一个盛世，有心灵上的震撼”。

阿里办年会的这几年，也是大厂们热衷办年会的时候。大家在规模、形式、邀请明星、还有奖品上内卷。

一场年会的标准配置包括老板讲话、吃饭、员工表演节目和抽奖，各个环节中，花钱最多的是抽奖。绿蚁团建的创始人李阳说，假如奖品豪华，数量大，甚至可以占去总预算的60%以上。因此，奖品的价值、数量，体现的正是公司的财力。

比如，2017年的滴滴年会，除了iPhone X、Macbook、2万元旅游基金、10万元现金大奖，连人人都有的阳光普照奖，也是1000元的出行大礼包；

2016年腾讯集团的年会，特等奖别出心裁，是“腾讯直升机一年使用权”——后来有专业人士分析，得奖者就算不会开直升机，腾讯也会提供配套的服务；两年后，腾讯微信团队的年会，每位员工都收到一部白色顶配版256GB的iPhone X，之前的两年分别是iPhone 7 Plus和 iPhone 6s。

阿里18周年的那次年会，奖品里包含18份“清空购物车”，10万封顶；2019年小米的年会，全部奖品加起来价值超过了900万，特等奖是21辆小鹏汽车。

年会奖品见证了一个个风口的到来，除了互联网，还有房地产行业、金融行业、游戏行业……

恒大备受争议的歌舞团，就是为了年会等活动上表演而在2010年组建的。前恒大员工阿念透露，除了歌舞团，许家印还喜欢邀请韩红来演唱。

万达的年会也辉煌过。它曾是名副其实的“春晚”，从35年前创立开始，每一年的年会都按照春晚的规格筹备。据盐财经报道，成立30周年的那场年会格外盛大，像春晚一样，光准备的时间就要1整年——3-5月策划，7月在全集团征集点子，9月审核节目，然后彩排近3个月。除此之外，王健林唱歌是万达年会的必备项目，他精通多种曲风，有《假行僧》这样的摇滚，也唱过黄梅戏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

而2024年1月，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，万达的年会低调地举办了，没有了晚会，也没有了王健林的歌声。

而在金融行业里，从业者安安记得，最好的那几年，金融机构都是“拿着钱袋子发现金”，参加一场年会拿到上万奖金都是常事。但越往后，年会的排场、奖品的价值就越小，昂贵的体育场、五星级酒店租不起了，豪华的特等奖拿不出来了，苹果手机变成苹果耳机，有的公司甚至直接不办了。大公司都在降本增效，不仅没有年会，并且没有年终奖。

年会靠奖品最后一次在网上掀起声浪，可能还是三年前。2021年，游戏公司米哈游的员工在朋友圈晒出了堆成山的PS5、Switch、华硕RTX 3070、iPhone以及Macbook，数不清的包装盒看得人眼晕，也眼红，吃不到葡萄的网友调侃，“不是，这是在搞批发吗？”

象征意义

当人们想起年会时，想到的不只是热闹、奖品、公司的变化，还有企业和企业家们的个性。

在过去10年的互联网年会上，有可能看到戴着墨镜、大金链子的马化腾，带着多位高管唱跳，被调侃为“鹅厂孟美岐”；cos白发魔女、反串白雪公主的马云，扮成财神的雷军，身披黄金甲打架子鼓的李彦宏。如今低调的刘强东，当年也曾一身风衣、墨镜、礼帽、白围巾出场，好像上海滩里的许文强。

年会是拉近老板和员工距离的场合，也是员工自下而上反映问题的时机。

阿里内部有一支员工组成的乐队叫“万塘路18号”，以支付宝大楼的旧址为名。林乐记得，一次年会上，这支乐队用唱歌的方式吐槽公司，比如老板的意见不落地、产品开发跟不上，“反讽公司发展壮大之后逐渐出现的不良风气”。新东方也有过这样的年会，2019年，有员工改编神曲《沙漠骆驼》，用歌词讽刺新东方内部管理层出现的种种问题。

不知是否巧合，在《年会不能停》中，也有相似的情节。走出电影院，大厂人怀疑，要么借鉴了阿里，要么改编的新东方。

有意思的是，新东方的那场年会，反映的正是主讲老师们跟高层管理者这两条权力线索之间的矛盾，其中一句歌词是“一线员工埋头苦干的抵不过会写报告和做PPT的”。几年后，它演变成了主播董宇辉与总裁孙东旭的较量，在2023年的末尾上演了一场大型直播连续剧。

连续剧的最新一集也与年会有关。俞敏洪带着董宇辉等东方甄选员工去滑雪，放出的合照里，董宇辉站C位，笑容灿烂。另一边，孙东旭深夜发了条抖音：“因为想在家休整一下，这次遗憾错过，不能一起热闹了。”小型年会很难把这场大型矛盾粉饰太平。

老板们参与年会，在年会上恶搞、玩儿梗，照片通过朋友圈、微博和媒体散布到各处，被员工们看作接地气，愿意放下身段跟普通人一起玩儿。畅所欲言的氛围、对公司的批评和反省则构成了互联网行业开放、包容底色的一部分。

与此同时，年会还是公司链接外部的一条通路，它可能是权力关系的冰山一角、战略更迭的豹尾尖。

比如郭敬明的最世文化，每年年末，只有销量前15名的签约作者才会被邀请来上海参加公司的内部年会。郭敬明曾以艺人的身份签约过天娱传媒，和龙丹妮打过交道，他在艺人管理中获得了管理公司的灵感。靠着权力与金钱，最世文化成为当年青春文学的一座帝国。

在恒大，只有高级VP才能参加集团的年会，除此之外就是恒大的秘书团，有大约二三十人。前恒大员工阿念解释，许老板喜欢任用自己信任的人，秘书团的成员都是各高校的校招生，被他看作自己人。

有时，年会也会反映出一家公司的价值观。比如字节，没有办过年会。字节员工张晓说，字节有团建经费，每月每人几百元不等，经费可以积累起来使用，所以有的部门半年去一次环球影城、几个月去一次轰趴馆都有可能。

她赞同不搞年会的决定，觉得字节“务实”，不办年会直接发红包，每年，新春红包根据工龄分成不同的数额，她去年领到了几千块的大红包。

在过去的时代，年会见证过不少豪言壮语，以及对未来的远大预期。万达2018年年会上，王健林面对着台下的人说，大概再有个几年，万达的租金收入就能达到一千亿。他顿了顿，语速放慢，“就凭这一条，万达集团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。”最近，根据东方网报道，王健林在2023年12月的5天里卖了4座万达广场，累计下来，已经卖掉了10座。

年会也见识过战争——美团外卖渠道部2018年的年会现场，有一句口号，“灭饿除滴，商渠共赢”，直指最大的对手饿了么和插足做外卖的滴滴。如今，饿了么已经不足为惧，新的对手是字节的本地生活。

还有些问题，则会在企业年会上埋下伏笔，并且被外界所洞悉。

比如，2016年，小米手机销量不及预期，全球出货量跌出前五，有人预言“5年后，小米肯定消失”。当年的年会上，雷军说：“面对这样的成绩单，Are U OK？说实话，我不OK。”后来，小米一通改革，雷军亲临一线，才重新赶上来。再后来，小米来到造车的新大陆，拉满了消费者的期待值。

也是在那一年，贾跃亭在年会上深情演唱《野子》，在“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”的歌声中，乐视逐渐走向了崩盘，贾跃亭构想的千亿生态帝国以此为标志走向分崩离析。像小米一样，贾老板也造车，跳票多次，终于在2023年11月开始交付，但市值和股价一直下跌，收到好几次纳斯达克的退市风险通知。

等待春天

今年，或许只有新能源、芯片相关硬科技产业公司的年会，才有底气办得像模像样一点。

有员工透露，半导体公司德州仪器今年的年会在上海W酒店——一座五星级酒店举办，据说预算在百万量级；狂赚一年钱的英伟达CEO黄仁勋首次参加中国区的年会，穿着一身东北大花马甲，跟员工一起扭秧歌。在商业的层面上，这被解读为“对中国市场的看重”。

但更多的人，则是在等待春天来临。曾经承办过头部大厂年会的李阳说，曾经他操办年会时，五星级酒店、二千多平方米的超大会场是标配，舞台、音响、灯光的标准堪比电视台晚会，光后勤人员就得20个以上。公司们不怕花钱，而是怕钱花不完——预算没用完，明年就没有了，所以在定奖品的时候，“使劲往上凑”。这时候，钢笔是最好的选择，不占地方，采购方便，价格灵活，单价可以是几百，也可以上千。

那会儿，一个年会单子就能上百万。而现在，这样的大单子几乎没了，他公司的营收也跟着落了下来。今年他接到最离谱的一次年会订单，报名260人，实际只到了180个人，最终费用还得按照实到人头结算。他觉得很倒霉，自我安慰说：“这年头，谁还愿意参加年会啊？”

但无论如何，年会都穿过了一个个行业、公司，也穿过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，留下印记。

腾讯子公司员工张晓说，去年降本增效、裁员，自己的小组本来有50多人，现在只剩下十几个。她所在的子公司，也不再有资格参加集团的年会、收集团的新春礼物。她能参加的年会越来越少，先是不能参加集团的，后来是业务线的，现在连业务线的都不能参加了，只能参加部门的。办部门年会的时候，看着零星的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80后李可，从参加互联网大厂的年会变成参加国企的年会。从前大家为了更多的薪水、更大的平台，从国企往大厂跳，但走到35岁的路口，撞到了大厂的年龄门槛。

国企的年会没有大厂的福利好，没有抽奖，没有热闹的气氛，只有枯燥的领导发言，红色的灯光把大家照得昏昏欲睡。落差当然是有的，包括薪资，也降了70%，但李可明显感到，自己的心安定了下来。

年会背后，也能体现普通人的职场轨迹。在大学毕业的第十年，黄清清从门户网站的房地产板块跳槽到互联网金融公司。印象最深的一场年会就发生在这里，老板给了她1万的预算，安排50个人的年会。她找了京郊的一家轰趴馆，租金4000块，买了面粉、肉馅儿，让大家一起包饺子。钱是省在了刀刃上，但最后发现饺子包得慢，煮得慢，根本不够吃，只好又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堆膨化食品、高热量零食。同事们都在抱怨，一个从京东来的说“没见过这个抠门的公司”，年会办完没两个月就离职了。

完成了这么难的差事，最终还被领导说“做得不好，不满意”。很快，P2P纷纷爆雷，公司濒临破产，她也再次离开，又换了工作，去了保险业。

但抛开攀比、浪费等现象，举办年会的初衷所希望的那些快乐、积极的一面，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留在人们心中。

比如林乐，阿里20周年年会那次，公司还送了员工一瓶红酒，触发某个机关，可以看到马云讲话的虚拟影像。那瓶酒他没舍得喝，留到现在，当年，有人花5000块在闲鱼上收购这瓶酒。

大学的寒假，前腾讯员工李子木在中关村逛了一圈，朋友抬起手给他指点，这是微软总部，这是新东方总部，这是腾讯，这是爱奇艺，这是百度。“我当时看了万丈高楼，我就想这是改变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公司。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”后来参加腾讯某业务总裁的亲自面试时，他也是这么说的。总裁哈哈大笑，直接告诉他，通过了面试。

后来他离开了腾讯，没赶上腾讯20周年给每个员工的300股，他自掏腰包，买了100股。当时的股价五百多港币，现在只剩下了一半。某种意义上，也是一个“纪念”。

而80后的大厂员工张晓，仍留着自己十年前第一次参加年会时，所买的一条黑色蕾丝裙。那时，她工资不过5000元，这条裙子就花掉了一千。但当时的她，是期待年会的，这条裙子，也是青春和时代的见证。

再看到这条裙子，她感到唏嘘。年会变了，公司、行业、时代变了，打工人的心态也变了。“我觉得现在的打工人是比较务实的，不会对公司有那么强烈的感情，不会被情感绑架，你公司不要pua我，对我好，就用实际的东西表现出来，给我升职加薪，多一点福利，没有的话就不要指望我以同样的感情回报你，我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打工机器，就是这种心态。”

这也是打工人们面对年会的心态，降级也好，消失也罢，似乎已经没有了情绪上的波动。只不过，如果非办不可，正如一些打工人所祈愿的——参加年会，最好占用上班时间。

以及，“别让我表演节目”。

（除李阳外，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）